這是一個勞動者甲要求B公司支付工資差額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的勞動爭議案件，在該公司老板第一次與本人通電話時，本人在問清楚基本案情以后，就已比較明確地回復這場官司基本上沒得打，勝算是非常小的。

具體而言，2022年12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期間，B公司因受新冠疫情的影響而決定停工放假，根據《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第28條的規(guī)定，在第一個工資支付周期以內（不超過30天），B公司應當按照甲原工資標準向其支付工資，之后則應按照不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的80%向甲支付生活費。由于B公司并未按照上述標準支付甲在2022年12月28日至2023年2月5日期間的工資和生活費，故甲在本案中要求B公司支付工資差額，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幾乎辯無可辯。

至于賠償金，因為B公司向甲出具了《辭退通知書》，因此，要判斷B公司辭退甲違不違法，關鍵是分析《辭退通知書》中載明的辭退理由成不成立。

首先，B公司主張，甲于2023年8月7日下午存在與公司老板搶奪電腦的行為，而且大喊大叫，擾亂工作秩序。事情的經過是，2023年8月7日下午，甲正在自己的辦公位上使用電腦，看到老板走過來，他竟然立即把電腦當時打開了的頁面全部刪掉而且把電腦蓋上。這一異常舉動，反倒引起了老板的懷疑，懷疑其在干私活，于是一下把電腦拿走檢查。不想甲緊隨其后要奪回電腦，最終老板將甲的手掰開，造成了甲的手指輕微挫傷。至此，甲打110報了警，最后在警察以及調解組織的調解之下，雙方就此事達成了和解。

我們首先要問，該電腦是公司的辦公電腦，還是甲的私人電腦？如果是后者，那么老板的行為百分百是不正當的。而如果是前者，雖說老板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絕不能說甲的行為就是不正當的。當然，站在老板的立場上，他認為這是公司的辦公電腦，他有權拿走去檢查。可是，如果站在一個相對中立的立場上看，電腦雖然是公司的辦公電腦，可畢竟歸甲使用，甲就具有占有使用權，未經過一定的程序，就算是老板也不能隨意拿走。再進一步說，不能說老板把電腦奪走就是合理的，甲把電腦奪回來就不合理，最多只能算是雙方在爭搶電腦。事后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仲裁員正是如此看待這件事。然而，最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就算甲奪回電腦的行為欠妥，根據經驗來判斷，這一事實也達不到嚴重違紀而可以合法辭退的程度。

其次，B公司主張，甲還惡意清空了電腦中的文件資料。但老板表示，他只是在那天拿到電腦以后在電腦鎖屏以前看到電腦桌面什么文件也沒有，至于電腦文件是不是都清空了，他不太確定。于是筆者制定了一個策略，即將電腦作為證據提交，然后當庭讓甲交出電腦開機密碼并當庭打開電腦檢查，如果電腦中的文件資料確實被清空了，那本案就還有一點點的勝算。為什么只是一點點呢？原因在于：第一，甲到底刪除了多少文件，而且是不是在同一時間集中刪除的，我們不能確定。第二，老板所說的電腦文件，其實只是甲在職期間作為公司運營人員編寫的一些文案，并非什么客戶名單、合同資料、技術底稿、技術文件、技術成果等非常重要的文件資料。第三，B公司沒有證據證明，其雙方約定或者由甲的工作內容所決定，甲為B公司提供勞動的勞動成果體現在留存于辦公電腦中的文件資料上面，畢竟，甲作為公司的運營人員，其編寫了文案是要在公司在某平臺開設的運營賬號上發(fā)表的，而發(fā)表了以后，甲就算為B公司提供勞動了。第四，B公司的規(guī)章制度或者與甲約定的崗位職責中并未規(guī)定甲不得刪除電腦中的文件。因此，即便證實甲刪除了辦公電腦中的文件資料，估計也很大可能認定甲該行為不構成嚴重違反勞動紀律。

此外，B公司的規(guī)章制度中并未明確規(guī)定上述行為屬于嚴重違反公司規(guī)章制度且公司有權無償辭退的情形，這使得在B公司辭退甲的問題上，在缺乏事實依據的同時也缺乏制度依據。

但官司也只能這樣打下去！值得慶幸的是，開庭時輸入甲當庭提供的開機密碼打開電腦以后，果然確認電腦中的文件資料都被甲刪除了。然而，仲裁員卻一直著眼于上面提到的第四點，即B公司到底有沒有規(guī)章制度規(guī)定甲不得刪除電腦中的文件資料？如果沒有明確規(guī)定，那甲刪除自己使用的電腦中的文件資料，有什么問題？

對此，我們的辯解是：第一，該電腦中的文件資料，是甲拿著B公司支付的勞動報酬提供勞動而形成的勞動成果，該勞動成果屬于B公司所有，甲有什么權利任意刪除？第二，如果是在使用電腦的過程中正常刪除無用的文件，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可如果是因為自己想要離職而清空電腦中的文件資料，那就屬于惡意的了。這難道也不違紀嗎？

在后來調解的過程中，我很清楚仲裁員對待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是即使通過技術手段恢復電腦數據并對該過程進行公證，能夠證明甲刪除了電腦中的文件資料，但由于B公司并無規(guī)章制度規(guī)定電腦中的文件資料不得刪除，故而最終的裁決結果仍然會是支持甲主張的工資差額和賠償金。仲裁員經過仔細計算，算出是4萬多元。

可是，我們說要通過技術手段恢復電腦數據并對該過程進行公證，且揚言一定要就此追究甲的法律責任并追究到底，卻使得甲內心變得忐忑不安了，這是甲主動找到仲裁員要求調解，并導致調解款一再被壓低直至1.5萬元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仲裁員積極主持調解，以及代理甲的案件的法律援助律師沒能很好地發(fā)揮作用，也是促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如果我是甲的代理律師，本案至少還可以增加兩項請求，這是對方的失誤之一。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律師缺乏動力，而且還要積極配合仲裁員的工作，這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對于這一結果——結案款由4萬多元（實際裁決的金額）降至1.5萬元調解結案——，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可以算作勝訴了。然而B公司的老板卻并不這樣認為，其認為應當就刪除電腦文件的事情追究甲的責任，并認為這一問題被甲以在調解款上做出的讓步而抵消掉，有點可惜，甚至認為公司虧了（畢竟始終沒有真正收到裁決B公司向甲支付4萬多元的敗訴裁決書，還沒有撞到南墻）。可是，作為專業(yè)人士，本人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有的牌，在你還沒打出來以前，可能會使對方形成某種心理壓力，然而真正打出來了，卻未必見得會有什么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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